(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史景遷不僅是個講故事的高手,在每一個故事背後,都有他對中國人命運和處境的深切理解,以及對中國曲折而艱辛的現代化之路的洞察
  史景遷已經來過中國很多次,每次他都有這樣的感覺:一方面,中國變化如此之快,每隔幾年幾乎都會換個面貌;另一方面,中國似乎又沒有太多的變化,在北京的某條街道的某個角落,在人們不經意間的某句話中,又依稀看見歷史的影子。
  但這次來華,他感受得更多的是巨大的變化。他到達北京的那天,正好趕上嚴重的霧霾,讓他覺得“太陽似乎出不來了”;昆明的恐怖事件讓他驚詫不已,“中國竟然也成為這個極端年代的一部分了”。不過,最讓他驚訝的是中國人對他本人的興趣和熱情。他已經在中國“走紅”多年,作為享譽西方世界的中國史學大家,他也見過無數大場面。但是,當2月28日,他在北大舉行此次來華的第一場公開演講時,看到可以容納將近400人的教室被擠得水泄不通,要求簽名的人將他團團圍住時,他仍然覺得不可思議。
  多年來,史景遷不斷以敏銳的問題意識和生動的敘事,把中國的歷史展現給西方讀者。他不僅是個講故事的高手,在每一個故事背後,都有他對中國人命運和處境的深切理解,以及對中國曲折而艱辛的現代化之路的洞察。
  那麼,這個時代的中國最需要的到底是什麼呢?這位78歲的老者說:“我不確定,中國太複雜,太獨特,我還需要思考。”
  “腐敗仍在一直繼續著”
  中國新聞周刊:清初一直是你最感興趣的歷史時期,能談談這個時期的治理方式嗎?比如康熙和雍正的“密折”制度。
  史景遷:有學者認為,這個制度最初源自滿人的請安習俗。密折制度在康熙時期開始興起。康熙晚年,密折數量大增。密折制度正式形成是在雍正初年。
  在明代後期,中央政府效率低下,失去了對國家的控制,但是新的管理體制又沒有形成,年輕的人才難以擔任高級官職。很多家族長期擔任中央和地方的要職,腐敗之風愈演愈烈。相比起來,清初的國家治理更有效。我認為密折制度是中國國家治理方式的一個重要發展,它在雍正時期達到頂峰,乾隆晚期是它的另一個巔峰期,和珅和其他大臣寫了很多密折。在清代中後期,這個制度一直都存在,但是效率越來越低,保密性也越來越差,因為很多官員會保留密折的副本。毋庸置疑,密折制度對中國治理方式影響深遠。它的一些原則,包括信息的集中、數據的組織與整理、公職人員的選拔、秘密的人事考察等等,對此後的中國都非常重要。
  中國新聞周刊:像你所說的那樣,在清初,皇帝的權力達到頂峰,國家權力的運作方式也更加隱秘。雍正利用密折制度,像偵探一樣觀察著國家的一切。你認為這種治理方式達到了統治者所期望的結果嗎?
  史景遷:可能沒有。雍正是個有抱負的皇帝,他系統地保存了自己的所有記錄。他利用密折制度、軍機處和其他的制度不斷集中權力。他不僅利用自己偵探技巧和秘密交流體系來獲取信息,還用來傳播自己要表達的信息。但是國家的權力仍難以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社會中仍然有各種抱怨、流言和反抗。當然,從晚明到乾隆時期,這一直是中國社會的常態。我想這可能是因為信息的流通越來越便捷,國家和皇帝很難完全控制所有的信息。而且,在這個時期,中國的人口也在不斷增加,這也使得國家的控制變得更難。從皇宮到地方,腐敗都難以制止。儘管有不少官員遭到嚴懲,腐敗仍在皇帝的身邊一直繼續著。
  中國新聞周刊:在康雍乾三朝(1661-1789),西方主要國家的治理方式正在發生變化。英國在17世紀就終止了絕對主義(Absolutism);法國的絕對主義體制雖然在路易十四時期發展到頂峰,但是大革命已經呼之欲出;美國在建立一個全新的憲政共和國。在國家治理方面,西方在走向憲政和民主,中國的國家權力似乎越來越集中。你認可這個觀點嗎?
  史景遷:我並不認同這個觀點。在17、18世紀中,全球都在發生著變動,不僅是英國、法國和美國,也包括加拿大、南非、印度等國家和地區,至於變動和發展的方向,學者們有很多研究,觀點也不相同。就國家權力的集中而言,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也沿著同樣的方向在發展。在嘉慶之後,清朝的國家權力已經沒有那麼集中了,朝廷的運作機制逐漸渙散遲鈍,官僚階層與皇族統治階層的矛盾和衝突也在增加,官僚機構的權力越來越大。而且,很多大家族長期把持官僚機構。在地方上,也有一些豪強大族,他們大多與京城的大官有聯繫,在很多事情上有決定權。在太平天國之後,國家的權力更加分散,曾國藩、李鴻章等新崛起的漢族官員長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重要機構。當然,我在前面已經提及,交通的發展使得信息流通更加迅捷,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脅了國家權力的集中。同樣的,人口的巨大增長也對國家控制提出了難題。
  中國新聞周刊:我們再回到清初——你鐘愛的那個歷史時期。如果你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中國,而且你有向皇帝進言的機會,你會在治理國家方面給他什麼建議?你會建議剛剛登基的乾隆皇帝赦免曾靜嗎?
  史景遷:這是我最喜歡的問題。如果有機會,我的確想給清初的皇帝一些建議。我希望他們更慷慨地分配食物;希望國家不要太深入地滲透和控制地方社區;我認為皇帝可以縮小行政區域,縣作為一個行政級別的功能很有限,一個只有三四千人的小鎮可以更好地運行;我也希望國家能打擊那些因與北京有強大的聯繫而長期魚肉鄉裡的地方大族。
  當然,我也希望皇帝盡可能地聽取民意。我會建議乾隆不要處死曾靜。雍正是個如此殘酷的人,但是他赦免了曾靜,因為他對曾靜有一套複雜的理解,這與他的整個執政理念是一致的,他想成為儒家聖王的代表。而乾隆處死曾靜的理由很簡單:他冒犯了自己的父親。對一個統治者來說,這個理由太過淺薄。
  “1912年中國的民國確實是一場偉大的試驗”
  中國新聞周刊:在20世紀,迫於種種壓力,清政府試圖進行改革,並於1906開始了“預備立憲”,但這次改革很快就被革命所中斷。你如何看待清王朝的這最後一次改革?
  史景遷:這是很重要的問題。我認為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待“預備立憲”,而是要把它放在20世紀初的中國變革浪潮之中來觀察。在這個時期,中國正變得越來越開放。日本的強大給中國人很多的刺激,很多的年輕人前往那裡學習,比如年輕的蔣介石。還有一些人去英國和美國學習。清朝的官僚機構也在培訓新式的官員。越來越多的外國人開始在中國的教育機構、官僚體制、運輸體系、港口建設、商品製造等領域發揮作用。傳教士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各種新式的技術、管理和教育改革也在進行,甚至進行了憲政試驗。
  總之,在20世紀之交的中國,改變和開放是一種巨大的潮流,清政府的預備立憲只是眾多改革中的一次。當然,清政府的改革不只是立憲,而是包括了法律、教育、官僚機制、金融體制、關稅制度等諸多領域。從長遠來看,科舉制度在1905年的廢除,對中國曆史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因為這意味著普通人通往權力的道路被徹底改變了。讀書人不再通過考試來入仕,而是到國外或國內的大學去攻讀學位,他們大多成為學者等專業技術人才,中國數千年以來的知識與權力的關係發生了變化,這對中國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
  中國新聞周刊:有人對清王朝立憲改革的失敗感到遺憾,認為如果這次改革成功,中國在20世紀的歷史可能會更加穩定,中國人可能不會遭受這麼多苦難。你怎麼看?
  史景遷:我們在研究歷史時,總是情不自禁地這樣假設:“如果……會……”我想,這取決於改革在什麼時候開始。
  清政府如果在林則徐時期就開始變革,如果在簽訂《南京條約》之後就開始改革,或者在太平天國之後開始改革,結果都可能不同。我們知道,在立憲改革之前,還有戊戌變法。如果光緒更強硬,更有政治天賦,結果也會不同。但是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以我以後見之明來看,每次改革都會遇到諸多困難。戊戌變法的進程太快,變革的內容也太多。光緒也所用非人,康有為不是合適的變革人選,他的很多觀點太激進、太理想化,容易激發矛盾。同時,外國列強的干涉也使改革難以進行。
  我認為“預備立憲”確實是一種走向民主的嘗試,但是走得並不遠。因為只是那些有錢有權的人在關心朝廷的改革,大多數的中國人並不瞭解,也沒有太多的興趣。
  至於這次改革的失敗對中國產生了什麼影響,我覺得這很難說。中國近代發生了這麼多的改革和革命,有些成功了,有的失敗了。國民黨、共產黨和其他的組織、階層都發動了很多次鬥爭,他們的目標不一、訴求不同,所產生的影響也各不相同,這其中充滿著偶然性,既有中國自身局勢的發展,也有世界政治環境的改變。從某種程度上說,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曆史,不僅僅是中國人與日本人作戰的歷史,也是不同的中國人在追求現代化的歷史。我們如今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在鬥爭中勝利了,但是也經歷了很多的挫折與失敗,這其中仍然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
  “這是一個無比複雜的時代”
  中國新聞周刊:你認為存在一種普世性的現代國家治理方式嗎?比如權力運作的透明性、法制和民主。如果存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能與之相適應嗎?
  史景遷:普世性的國家治理方式?我認為不存在。只存在一種很多國家都強烈認可的治理方式。權力運作的透明性?我認為這隻是一種嘗試,有些國家試圖這樣,但是結果如何,我們並不確定。在那些嘗試讓權力運作透明的國家,秘密仍然存在。
  最近,在克裡米亞所發生的爭端背後,就有很多的秘密權力運作。我們每天在報紙上,看到無數關於俄羅斯、美國等國的公開討論,但是背後的事實到底是什麼,我們並不確定。所以,透明性、法制、民主是很多國家所認可的理想化的、應然的治理方式,並不是普世性的治理方式,因為各國在具體的治理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我想,中國的傳統文化與這種治理方式是相適應的。如果我們看中國古代的政府結構和治理方式,閱讀相關的古典文獻,我們會發現中國古代的治理方式是很人性化的,也尊重法律。而且,中國有漫長的科舉考試傳統,權力之路向很多人開放,這是很難做到的。在我看來,如果存在一種普世性的原則的話,那就是所有人都不願意放棄權力。
  中國新聞周刊:你如何看待中國當前的國家治理方式的變化?
  史景遷:這很難說,我是個歷史學家,更喜歡從過去得到經驗。中國如此遼闊,有如此多的人口,如此複雜的外交環境,確實很難治理。在整個20世紀,中國人確實經歷瞭如此多的困難,但是他們仍然在堅持前進。
  當我閱讀乾隆的資料時,我非常驚訝,這才是17世紀,他就面臨如此複雜的外交環境。在北方,他要對付俄國人;在東邊,他要與荷蘭人打交道;在北部,他要與蒙古人周旋;在南方,他還要處理與越南的關係。但是他剋服了這些困難,把國家治理得不錯。我想,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難題。這是一個無比複雜的時代,信息傳播和分享變得如此迅速,環境污染、資源短缺、恐怖主義興起,人類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極端和躁動。我們整個人類需要剋服這些,不僅是中國。(文 杜華)  (原標題:美國漢學家史景遷:治理中國是件太複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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